各国为了保持市场效率在防止垄断和打破垄断，中国却在人为制造国企垄断。
这些意味着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王小鲁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之一是收入分配不公。
政府和市场边界划清了，经济结构得到合理的调整。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社会停滞可能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第二是社会风险，例如贫富两极分化、城乡和地区差别较大。玄旿锡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把国民收入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结合起来。庄巨忠指出，亚行预测，2011年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为9.3%和9.1%，2010～2020年可以达到8%的平均增长，2020～2030年可以达到6%的增长，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方面，如果丧失机遇，导致方式转变长期停滞不前，则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匡贤明梅东海）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很多基层的人对农村资金互助社还是有很多担忧的，担心会不会重蹈当年合作基金会的覆辙?秦池江:有担心是好的，但银监会考虑到了合作基金会的历史教训，做了比较周密的研究，在制度建设方面下了很多工夫，试点之前就拿出了一系列文件，详细规定了新机构试点的程序、标准，人员也进行了考核，而且也是有控制地开展，所以不会像合作基金会那样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国家采取高利率和储蓄保值政策，资金成本较高，但贷款利率受限制，出现利息倒挂，形成亏损，但这时农信社已经脱离农行了，农行不能再为其补贴资金，而农信社又要进行商业化管理，导致农信社长期亏损。只考虑信用社的利益，不考虑农民的利益、农业的发展。《第一财经日报》: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对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至今股份制已成为基本发展思路，你对此怎么看?秦池江:产权明晰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制度问题。同样道理，合作金融也有内在需求。
所以完全按照市场化模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不能没有政策性金融，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市场化手段要用，政策性手段也要用，两个都不能少。《第一财经日报》:1996年人民银行管理农信社之后，由哪个部门管理呢?秦池江:当时由人民银行的合作金融管理部监管，但人民银行县一级设合作金融管理科，一般由县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兼合作金融监管科科长，是双重身份，既管农信社的经营，又代表人民银行对业务进行监管，角色也有矛盾，所以后来又涉及职能分离。
如果信用社比较差，就主要由农行的营业所办理大业务。农行对农信社采用灵活的管理办法，对于比较好的信用社，农行委托信用社办一些大额贷款，付信用社一些费用，保持信用社不亏损。《第一财经日报》: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是什么?秦池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定位始终没有彻底解决。改革开放30年，农村金融也改革了30年，却依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还应该出台《社区再投资法》，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把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用在农村。农业产业化、科技化和农村专业合作社等新问题需要农村金融机构好好去学习、研究，进行改进和创新。农行管理期间，有管得好的，也有差的。但后来又走到歧路上了，农行把一些好的干部、好的资产调到农行，农信社就越办越不行了，农行和农信社的矛盾激化了。
《第一财经日报》:1998年底，国务院作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当时是如何清理整顿的?秦池江:中央决定清理整顿的时候，个别好的合作基金会转到农信社了，大部分由地方政府采取措施，赔钱、撤销。这要求农村金融体制对农业的金融服务以及整个农村金融政策都作一些调整，目前有很大的转变。
例如，尤努斯的小额信贷的确做得不错，对中国也起了一些正面作用，但尤努斯的经验中国也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概括农村金融改革30年，是什么?秦池江:曲折苦痛，做了很多探索，看到一线希望，但目前还处在调整期，有最好的发展时机、难得的机遇，如果把握好，下一步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大有希望。农村金融是金融体系中的特殊领域，也关系到最广大的群体。
《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看，脱钩时农信社的确承接了农行的一些不良资产?秦池江:的确是接了一些，但具体数据是多少，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第一财经日报》:人民银行什么时候发现潜在危机、开始关注合作基金会呢?秦池江:后来资金互助社吸收存款，存款兑付不了，存款人就闹事，政府又找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就说是不合法的，不允许非正规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根据中国农业的特点必须有政策性农村金融业务，国家要为农民提供比较宽松的、低成本的融资服务，也要承担一部分风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政策性的措施没有效率，是应当淘汰、改革的对象。至于为什么脱钩，当时理论界有一种思路，就是希望恢复农信社的三自（自办、自管、自收益），恢复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办真正的合作金融;农信社也希望独立、能够自成体系;人民银行也觉得农行要商业化就做自己的事。《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当前农村金融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那么农村金融发展还需要哪些政策支持?秦池江:主要需要几个方面的政策，一是之前提到的《社区再投资法》。(本报实习记者王珏对本文亦有贡献）秦池江● 1936年生，湖南双峰人● 1953年，湖南银行学校大专毕业，在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工作31年● 1984年起，历任中国金融出版社副总编、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等职● 现任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著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问题研究》、《金融市场》、《金融体制变迁》等《第一财经日报》:与作为人民银行的基层机构相比，农信社委托农行管理期间的经营模式有什么不同?秦池江:大体差不多。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信社的亏损基本由农业银行承担，而且农信社也不交税，所以当时农信社经营亏损不是很明显。银监会成立以后，规定农信社由省（市）政府统一管理，成立了省联社，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农村商业银行。
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促使资金留在农村，相反从政策上形成一种资金外流，如存款准备金也是一种资金外流。农业部想做一件好事，但当时没有管理基金会的手段和能力，形成了到处开花，甚至出现了失控状态，表现就是资产被挪用、资产流失，甚至还挂牌公开吸收存款，但对存款也没有管理规则，不会用，最后存款兑付不了，出现了好多问题。
农民从经济上有合作的基础，劳力、资金、种植、加工、营销靠单个农民都做不了，组织起来合作才有效率。四是需要金融与科技的配合。
基本上是以村为单位设立的。农村要不要有政策性机构、政策性业务、政策性的扶持，是争论的焦点。其中，1.2万亿元贷款还包括农发行的贷款，如果去掉农发行的那部分，实际上农村是存大于贷，农村的存款并没有完全用在农业，农村资金在不断外流。农信社的业务和风险管理方面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目前农民的存款大约1.1万亿元，贷款大约1.2万亿元，存贷款基本上接近，即农村目前使用的资金95%以上是农民自己的钱。所以是几个因素促成了农信社从农行脱钩。
国务院发布《决定》之前，农行内部已经讨论很长时间了，信息已经传下去了，人员和资产已经在调整了，好的干部已经借调过来了，质量差的贷款也已经转给信用社了，等正式脱钩的时候已经造成事实了。此外，还有一个风气，理论界、管理层对自身经验总结不够，不少事情都是看外国的，这种心态值得忧虑。
《第一财经日报》:农信社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由中国农业银行代管呢?秦池江:1979年农业银行恢复，人民银行将信用社委托农行管理。所以，后来农信社对于不良资产有一个看法，认为是农行转过来的
二是对农民提供的贷款去向有很大的变化，过去主要是解决农民的吃饭、化肥、种子几大项，现在这几项农民大多数都能自己解决，现在农民的贷款需求是购买农机具和搞现代农业、规模农业，思考的是加快致富。农业产业化、科技化和农村专业合作社等新问题需要农村金融机构好好去学习、研究，进行改进和创新。上世纪70年代提倡农业学大寨期间，农信社还是做得不错的。《第一财经日报》:历史上看，农信社、合作基金会尝试合作制的模式都没有成功，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秦池江:这有很多历史原因，如果按照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农信社的合作思路一直做，现在合作经济一定也很强大。
所以，既有基础又有需求，也有干部的冲动，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搞起来了，发展最多的时候全国有几十万家。基本上是以村为单位设立的。
(本报实习记者王珏对本文亦有贡献）秦池江● 1936年生，湖南双峰人● 1953年，湖南银行学校大专毕业，在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工作31年● 1984年起，历任中国金融出版社副总编、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等职● 现任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著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问题研究》、《金融市场》、《金融体制变迁》等《第一财经日报》:与作为人民银行的基层机构相比，农信社委托农行管理期间的经营模式有什么不同?秦池江:大体差不多。但责怪哪方面都不合适，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也都有道理，资金互助社经营者也有苦衷。
第四是农村金融业的服务思想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看，脱钩时农信社的确承接了农行的一些不良资产?秦池江:的确是接了一些，但具体数据是多少，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
